□蓝墨水

　　成都是府。成都是天府。天府的人好安逸。

　　——易中天《读城记》

　　文明成都的历史演变路径

　　作为近3000年从未改名换址的一个古都，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把“成都”的起源往往归结于“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之说，而学者白剑考证认为，“成都”中的“成”本系动词，指“成了”都城之意。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早期的成都在哪里？通过大量的史料，白剑认为，成都西郊出土大量小型青铜器、玉器、象牙、鹿角等的金沙遗址，才是早期的成都。也只有金沙都城建立完成，才会以隆重的仪式为之圣名“成都”，并于同时迁入。事实上，成都的城市史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距今4500—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

　　自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2000年10—11月在茂县发掘的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82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距今5500—5000年左右。位于新津县龙马乡的宝墩古城遗址，城址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00米，面积60万平方米，城垣墙采用坡状堆筑法夯筑而成，北墙和东墙保存较好，城墙残高约5米，城墙外没发现护城壕。位于都江堰市青城乡的芒城古城遗址，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堆积有新石器时代和宋代两大时期的文化层。位于四川省温江区万春乡鱼凫村的鱼凫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和唐代三个时期文化层，以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最丰富，集中在城址的东部和北部。位于郫县古城乡的古城遗址，文化层堆积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汉代和宋代三个时期的堆积。位于崇州双河古城村的古城遗址，城垣分内外两圈，内、外圈间距约15米，东垣内圈城垣保存最好，长约450米，城垣最高达4米，结构与都江堰芒城相似。位于成都市区的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大型木结构建筑遗址，房顶、梁架、墙体、桩基、地梁等，基本保存完好。位于成都商业街的大型船棺、独木棺遗址，确定是一处蜀王开明氏王朝晚期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此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的发现，为探讨蜀王开明氏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以至与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这些城址的出现，充分说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步或稍早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些通称为三星堆文化的文明，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没有一件兵器的和谐世界

　　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至少由5座房址组成，最长的一座在50米以上，整个建筑群的面积可能近2000平方米，最常见的木骨泥墙式建筑，是我国南方建筑的典型代表；金沙遗址发现的祭祀区，面积约20000平方米，保存好、延续时间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祭祀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祭祀遗存之一；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数量达200余件，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先秦时期出土金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熏制作最精美的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达2000余件，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细，体量较大，是我国先秦时期出土玉器最多、品种最全、制作最精美的遗址之一；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像是我国先秦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工艺水平最高的圆雕艺术作品。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虽然体积较小，但仍出土了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残片，预示着金沙遗址也有出土大型青铜礼器的可能……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金杖、金箔虎、金箔鱼等为商代金器之代表。金沙村出土的金器，特别是太阳神鸟采用的锤揲、剪切、打磨、模冲、镂空等多种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专家称，是西周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代表之作。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层层堆积，深埋于地下，迄今保存完好，仍呈现出细腻滑润的光泽。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琢制技艺和图案纹饰方面极富特色。为我们了解古蜀族的社会习俗和精神观念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让人称奇的是，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没有一件是完全作为兵器存在的。也出土有象征兵器的玉戈，可那是为祭祀他们的先人们而存在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有12个特殊的石人，他们赤身裸体，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

　　笔者认为，那些反捆绑着手下跪着的石人，是古蜀国和谐的又一个物证，试想，在我国古代大部分地区，帝王将相归天后都要由活人陪葬，这种灭绝人性的陪葬方式，陪葬人大多是战争的俘虏，其中也有部分是奴隶。让人一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尚处在文明的初期，古蜀人就已经知晓人生命的可贵了。

　　“大道无形”

　　旁注了成都深厚底蕴

　　当人们想要为成都画一张肖像时，顿觉心力不逮。成都人所表现出的自足与闲适，除了成都平原丰饶的物产供给和温润的气候滋养外，古文明的光辉一直照耀着成都人的脸庞。

　　在华夏文明入主成都平原之前，成都平原早已进入文明时代，而且拥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精神文化。在它的鼎盛时期，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控汉中地区，在汉水上游与楚、秦、巴角逐；南边统属着氐羌及西南夷众多部落；东边称霸川东，与巴、楚相抗衡。

　　说古蜀文明，作为天府之源的都江堰及其所繁衍出的丰饶与灵性，成为一个总也绕不开的课题。都江堰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它不仅灌溉出成都平原2000多年来的富饶，还潜移默化地传递着一个最坚固的人文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青城山和都江堰同处一处绝对不是偶然现象。青城山半山腰的天师洞应该称得上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核心智囊，因为那里有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体现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思想的最佳作品。

　　四川有一句谚语叫“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国”。水按照人们的意愿进入成都平原后，成都先民顺势引水，只开渠不设闸，水流一分二，二分四……有了都江堰这个农耕时代的科学传奇，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仅从灌溉面积而言，都江堰润泽的土地已由当年的200多万亩增加到现在的1300多万亩。与平均50年寿命的现代大坝相比，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至今依然被人们利用。

　　水的天性是流动，水库的天性却是静止。古蜀先民相信水的生命与灵性，并没有把都江堰当作控制河流、从而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工具，而是将它看作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生命个体。这种崇尚自然的工程设计和东方古老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浑然天成，所以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